清代玉琮瓷器鉴定图解视频（为何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1、清代玉琮瓷器鉴定图解视频，为何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燕道诚没有想到，自己挥了几下锄头，居然发现了西南地区最大的古国遗址。

那是1929年的春天，在四川省广汉县中兴乡的一个小村子里，农民燕道诚正在自家的农田里引水灌溉。可是他的这块地位置太靠后了，水渠里的水流到这里早就所剩无几，要是靠这涓涓细流，恐怕一天一夜都浇不完。

无奈之下，燕道诚决定从水渠挑水浇地，他先是回到家中拿来农具和水桶，又叫来了儿子燕青保一起挖坑储水。刚开始挖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异样，可是坑挖到一米深的时候，燕道诚几锄头下去、手臂被震得发麻。他料定地下有不少石块，便扔下锄头准备清理。

把上面得积土清理完之后，一块硕大得青石板出现在眼前，这块石板从形态来看应该是人为切割得，而且边角十分圆滑，年代感暴露无遗。不过真正让燕道诚震惊的不止是这块青石板，还有石板下面掩藏的玉器。

下午发生的一切都像是梦境一般，燕道诚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怎么也不会相信，自己发现的这些玉器价值连城，而这些也只不过偌大遗址的冰山一角。

广汉县发现大量文物的消息很快就传得满城风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亲自带领一支考古队来到现场，对这片遗址开始了首次发掘。可这次考古工作只进行了十天，工作人员在搜集了丰富的石器、玉器、青铜器之后便撤离了。

第一次发掘结束后不久，国内局势就变得动荡起来，随着战事的日益频发，三星堆遗址的深入发掘工作也只能暂时搁置。

直到1963年，冯骥汉带领联合考古队重返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才得以恢复，而之后的八九十年代，该遗址大规模发掘工作才正式展开。

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考古学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分别是1934年葛维汉带领的华西大学考古队、1963年冯骥汉带领的四川大学与四川省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考古发掘。

每次针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收获都相当丰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4个“世界之最”。

在三星堆遗址中共出土八棵青铜神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高3.96米，躯干伸展出来的树枝形态各异，宛如蜿蜒的蛟龙。而且神树上结有九个果实，每个果实上都矗立着一只神鸟，也就是神话故事中所说的太阳神鸟。

《山海经》中曾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据说在遥远的史前文明中，东方有一个巨大的扶桑树，除了太阳神鸟之外，任何飞禽走兽都无法爬上它的树干，所以扶桑树便成了太阳神鸟的栖息地。十只太阳神年轮番到树上休息，于是便有了日出和日落。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全长1.42米，重约一斤，且制造工艺十分繁杂。在五千多年前的时候，炼金技术并不发达，能够提取出如此高纯度的黄金实属罕见，而且黄金提取出来之后还要延展成薄薄的金纸，用来包裹在木棍上，三星堆的这根金杖就是如此制作出来的。

许多考古学者纷纷猜测，与三星堆同时期的北方，正是夏商周存在的奴隶社会，在这里是将铜鼎视为权力象征的，于是有了“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的说法。而在这一时期的南方，也就是三星堆文化中，以杖视为权力象征。

根据这种猜测，可以暂时判断这根金杖极有可能是统治者或者巫师的法器。

这尊青铜立人像是按照1：1的比例制作的，人像高1.8米、加上底座全高2.6米，重量更是达到了180公斤。

这尊人像的奇怪之处在于，通体没有一点华夏人的特征：高鼻、粗眉、宽嘴、大耳、眼睛呈斜竖状。从他穿着的长袍和头戴的冠帽能够确定身份，他应该就是掌握神权和政权的蜀王。

从它的手部动作可以看出，人像在铸造之初手中是握有东西的，极有可能是象牙、玉琮之类的祭祀物品。还有一小部分专家认为，青铜人像其实手中其实并没有拿东西，那只不过是古代巴蜀地区祭祀专门用的手势，只不过青铜器制作过程中无法将这一动作完美展现出来，所以才让人误以为是手中拿有东西。

第一眼看上去，确实令人深感恐惧。

眼睛的位置伸出两个大圆通、嘴部直接裂到耳根、鼻子大且高耸、耳朵也是我们常说的“招风耳”。

这样的形象看上去似乎丑陋不堪，可是在古代巴蜀国，这就是帝王之象。在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中曾清楚地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蚕丛相传是古代的蚕神，眼睛如同螃蟹一样高高突起。当时北方正是夏朝统治时期，蚕丛带领部落在四川一带生活，并最终登基称王，开创了巴蜀古国。

所以这尊青铜纵目人像刻画的就是古蜀国第一位君主蚕丛。

除了以上四件“世界之最”外，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数不胜数，其中玉石器、青铜器、石器、金器数量足够充满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

当然，三星堆之所以称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绝不仅仅是因为其中的文物。

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华文明长达5000年，可是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距今也只不过4000年多一点的时间，更何况夏到底存不存在，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因为并没有大规模的文物和遗址被发现。可是现在，一个公元前3000年的大规模文化遗址被发现，这就是我们民族历史的最好见证。

所以在考古界盛传着这样一句话：

“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也不是因为夏、商、周，而是因为我们有三星堆及良渚。”

2、良渚文化玉器中有哪些造型独特的器物？

最近刷爆朋友圈的抖音「文物戏精」的视频，就收录过浙江博物物管收藏的良渚「三叉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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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把「反山」叫「翻山」，所以，反山墓地是一座「金字塔形」的高土堆小山。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特征，开始才被考古学家认为极有可能是墓葬的「熟土墩」，从而被保护起来免遭破坏。

山一样大的坟墓，说明墓主人非「王」即「侯」，下图是1986年夏季发掘现场：

图引自：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5). 反山. 文物出版社.页3

反山墓地墓葬中玉器随葬品令人咋舌，比如被认为「王之葬礼」的【M20墓】出土538件玉器。

M20墓葬的随葬玉器几乎把墓主人埋起来了：

这么多玉石作为陪葬品，在上古墓葬几乎是见不到的。

虽说目前没有发现商周王陵，但发现了商王王妃妇好的墓葬，妇好墓玉器规格相比这个墓葬，恐怕只有十分之一。

凭这个推理，你去想一想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有多显赫。

那么，且不谈玉料，这位墓主陪葬玉器需要耗费多少人的精力制作？

以古比今的话，他的财富恐怕完爆今天的马云和王健林：

良渚玉璧光滑圆溜，像如同车床车出来的：

良渚玉琮精美程度不亚于一两千以后的商周玉器，或者说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玉器：

良渚玉器上有些圆形纹饰是短线一点点拼接而成，这有多费精力？而且这些线条比头发丝还细，至今不确定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在良渚、三星堆玉器没有出土以前，任何人看到类似「玉琮、玉璧」这样造型的玉器，很自然的会判断为上限是：商周玉器。

因为《周礼》记载商周古人以琮、璧等礼器祭祀天地，也就是所谓的「六器」：

如清人吴大澂的《古玉图考》，就是依据《周礼》（包括《考工记》），所记载的玉器尺寸和制作方法对传世玉器进行考证：

良渚大量出现「南瓜黄」的「黄琮」，比如上过《国家宝藏》节目、硕大无比的良渚「玉琮王」：不论是精美的纹饰、器型、工艺一点都不逊色于后世的玉琮。

如果依照《考工记》对这些玉琮断代，就绝对会错。

其实，零散的良渚玉器一直都被浙江、江苏的农民挖到，一直被古玩界当做商周、秦汉玉器。

良渚断代是在4300--5000年，如果断代为商周、秦汉，相隔两千多年，这就玩笑开大了！

古玉学研究以清代考据学家吴大澂、陈介祺为最高成就。内蒙古红山、四川三星堆、浙江良渚，扭转了近两百年来古玉研究的陈腐思路。

特别是良渚反山大量的玉器一出土，再也不会认为玉石礼器成熟期是在商周，绝对不能以玉器造型轻易进行断代。

在这之前，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新石器时代的华夏古人会这么喜欢玉石，会这么精于制造玉器。

出土了「玉琮王」的反山【M12墓】，出土时的情景：

M12器物摆设示意图，有658件玉器：

M16出土时，密密麻麻的玉器在墓主人周围堆起来了，玉器共488件：

好，不一一举例。

良渚遗址多达500多处，散步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数万平方公里之内。

但良渚文化核心区域就是在反山、瑶山这一带，这一带是良渚统治阶层所在地。

如考古学家的推断——

反山墓主人掌握军权、神权以及大量财富：，这样的人只能是君王：

其他M15（54件）、M18（61件），等级数量明显不在一个档次，M19、M21是残墓，只有几十件玉器，玉器质量也很差，还有几个残破的陶器。

良渚文化以精美的玉器驰名于世，最具象征性的玉琮、玉璧、三叉形玉器、玉钺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反山出土（另一部分在瑶山）：

良渚典型玉器和纹饰

良渚纹饰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反复出现在各种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形象：

拓片：

这个logo以整体或者局部，分散刻画在不同的器物上，就跟今天【十字架受难相】一样高度一致。

这说明良渚社会，可能形成了一个有宗教信仰凝聚在一起的「虚拟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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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神秘诡谲的图案，可能是良渚古人的崇拜的神灵，而这几个「良渚王」可能自诩为「神灵的化身」或者「神灵代言人」之类的角色统治良渚。

这几乎是很自然的推理，因为良渚logo体现的是「神、人、兽」一体的造型，反复出在各种陪葬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上。

反山墓葬的五个三叉形器如下图：

反山墓葬中最精美的一个是【M14：135】：

【M14：135】三叉形玉器细节：

另外，在良渚瑶山出土了8个，玉料相对差一点：

横山等三个地方出土了三个，工艺和玉料都明显逊色于反山墓葬：

其一，良渚三叉形器出土的时候，差不多墓主人头部的位置，结合三叉形的配件来看，考古学家断定为「权贵冠饰」。

比如【M14：135三叉形玉器】位于头部位置：

从瑶山M7墓葬出土的三叉形器来看，上面配有一个管状物：

三叉形器下面还有一个类似发簪一样的东西，但是已经朽烂，这个东西类似发簪插入到头发中，从而固定在头上，管状物可能就是起到插入羽饰等装饰物的作用：

我在网上看到一件玉器，但不是很清楚来源，我想三叉形器插在头上就是类似的效果：

其二，从古文字角度看，【三叉形玉器】正是汉字「皇」所取之像。

「皇」的古今字形：

我们来看甲骨文的「皇」字：

「皇」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王者之冠，「王」兼表音，「皇、王」一声之转（零声母古归匣母）。

甲骨文到金文的「皇」字，则变成了上下结构，小篆讹变成从「自」从「王」：

「有虞氏皇而祭」是指华夏始祖「有虞氏」戴上「王冠」而祭祀。

所以，「皇」字本义是巫师或权贵所戴冠冕。

因此「皇」可以表示位高权重者：

华夏传说中上古有「三皇五帝」。

「皇」取像于「羽饰王冠」，所以有「美丽、华丽」之义。「皇」的后起字「煌、锽、韹」等字都是从「华丽」之义引申而来。

良渚三叉形器和象征军权「斧钺」一起出土，也可体现「皇」的造字意图。

比如殷墟妇好墓的想象复原图:妇好就是手持斧钺，表示她曾统帅大军（甲骨卜辞记载妇好率领一万三千人的部队）。

但是，妇好墓中并没有出土手持的斧钺，而是没有柄的青铜钺。

所以，殷墟博物馆在制作妇好复原雕像的视乎，手里拿的斧钺、以及拿斧钺的姿势，正是参考良渚反山【M14：221】的斧钺，以及墓主人持斧姿势：

【M14：221】的斧钺想象复原图：

【M14】墓主人持斧与妇好持斧的斧钺器型、持斧姿势完全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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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新闻发布会称，余杭反山瑶山这一带正是良渚宫殿城市遗址，而且还有一条巨大的水坝，如果不是国家行政力量动员，这种水坝很难修起来：

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良渚文化」已经是「国家文明」？

如果不是，说明良渚文化是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跟传说夏朝是什么关系呢？而且良渚积年也与夏朝比较吻合。

不管是那一种，我个人认为，我们肯定低估了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上的文明程度。

良渚与中原，一南一北，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五千年前的北纬三十度附近的人类文明。

3、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纠正了什么错误？

昨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人们传统认识中汉文帝霸陵是在一个叫凤凰嘴的地方，并且立碑为记，此次江村大墓确认为真正的汉文帝霸陵，可以说是纠正了一个流传近千年的关于西汉帝陵的重大错误认识。

汉文帝“薄葬”

成千年之谜

汉文帝是汉代之初的贤明之君，也是唯一入选二十四孝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对百姓休养生息、废除肉刑，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汉文帝生前曾下令：“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无烦民。”《资治通鉴》也记载：“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不治坟”就是“不起坟”，即墓上无封土，这在古代帝王帝后陵中实属罕见。

汉文帝一向倡导节俭，反对厚葬，他在遗诏中说：“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也许正因如此，西汉末年盗贼将汉家“宗庙皆发掘”，唯独没有挖霸陵和杜陵(汉宣帝墓)。但至晋代五胡乱华时，霸陵和杜陵也不能幸免。史书载：“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纪。”

后人一直对汉文帝“不治坟”之说持有怀疑，在陕西白鹿原西部有一个被称为“凤凰嘴”的区域，这里有10多座明清时期的祭祀碑，另有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题铭石碑一通，上书“汉文帝霸陵”5字，因而长期以来“凤凰嘴”也被认为是汉文帝陵。

汉文帝霸陵终被考证

进入21世纪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东郊的白鹿原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并对世传的汉文帝陵所在的“凤凰嘴”，以及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等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勘探，基本确定了汉文帝霸陵陵区的大致范围、重要遗址的分布状况和形制布局，并新发现了一座“亞”字形大墓。这座新发现的大墓因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江村而被称为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地面无封土，墓葬形制呈“亞”字形，四面带有梯形墓道，墓室开口距地表2米—4.5米，南北长74.5米，东西宽71.5米，底部距地表深27米—30米。考古发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

“凤凰嘴”乃近千年讹传

本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霸陵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此次考古人员对“凤凰嘴”区域做了全面详细的考古勘探，未发现任何人工修建或开凿的遗迹，基本可以确定“凤凰嘴”只是一道自然形成的黄土梁，没有任何墓葬。

“此次考古发现证实，‘凤凰嘴’是后世讹传的霸陵。江村大墓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而且有明显的发展演变轨迹，另外结合文献记载，初步推断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主持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赢说。

观察

考古：正从“象牙塔”走向大众

昨天，白鹿原又“火”了，这次不是靠陈忠实，也不是靠影视剧，而是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帝带着它又火了一把。“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这个重磅消息一出，互联网上马上一片欢腾。此话题也上了微博热搜，截至记者发稿，阅读量达3.6亿，讨论3万多次。曾经神秘的考古发掘现在一步步走出象牙塔，走向了普通大众。

考古能“火”起来，靠的是什么？不可否认，近几年的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方式起到了很大的决定作用。

比如，2021年9月9日，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星堆考古现场直播同时进行。这次直播，多家媒体平台也进行了转播，众多传统文化爱好者，跟随着直播镜头，与考古进行了一次近距离接触。黄金面具、刻有“神树”的单节玉琮、兽面纹的玉方座、青铜大面具……这些珍宝，带领观众进入了一个无限精彩的古蜀社会。

此次，汉文帝霸陵的公布，也有媒体进行了直播，将近4个小时的直播，带领观众走入发掘现场，领略大汉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