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绿釉瓷器的鉴定方法，如何通过款识鉴定金代古陶瓷？

【文藏来答】金代的陶瓷研究的不多，但是近几十年还是有一定的发现。

辽绿釉瓷器的鉴定方法（如何通过款识鉴定金代古陶瓷）

金代是女真族于12世纪在我国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有关金代陶瓷业的生产状况早年很少有人重视和研究。近几十年来经过考古学家对北方古窑址、古墓葬的发掘以及对藏品的研究，证明金代陶瓷业不仅在宋、辽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同时还有创新。金人进入中原以前在辽宁一带的窑场主要生产白釉、黑釉、酱釉的生活用瓷，以盘、碗、瓶、罐为主，入驻中原以后，北方许多著名窑场在金代的统治下仍继续生产，如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均成为金代著名瓷窑。

金 白地黑花鸟纹虎形枕

金代瓷器款识较为突出的是墨书“大定”纪年款，如上海博物馆藏有金代白地黑花鸟纹虎形枕，底部墨书有“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张家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金代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枕，底部墨书“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军使宅置到”；河北省邯郸市文保所藏有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腰圆枕，底部墨书“大定伍年四月十三日买到枕子一只”；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金代黑褐釉美女枕，是1983年在陕西省黄陵县古墓中出土的，底部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以上诸例不难看出，金人在入主中原以后，尤其是金世宗大定年间陶瓷业兴旺发达特别是瓷枕的生产，无论是窑场遗址还是墓葬都出土有墨书款的瓷枕，瓷枕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河北省博物馆藏有金代棕黄釉黑花虎形枕，底部墨书“泰和五年五月初七日”九字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的宋金瓷枕达300余件，可见产量之多。

金 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枕（底）

金代瓷枕的款识除纪年款外，还延续了宋代制瓷做法，许多枕的底部都戳印有制瓷作坊的标记，戳印的字体多为楷书，阴文、阳文都有，戳印的形式较随意，有单边框、双边框或无边框，戳印时有横印、竖印或斜印，有的在边框上端罩一荷叶，下端托一荷花。如河北省磁县文保所藏有金代白地黑花诗文枕、金代白地黑花牡丹纹八方枕、金代白地黑花“陈桥兵变”纹枕，底部都用不同形式的阳文戳印“张家造”款。现代磁州窑仿品中仿金、元瓷枕较为多见，仿品胎质一般比金代细，粗糙者又过于厚重，枕面的绘画和戳印款均很粗糙。

金 磁州窑瓷枕戳印“张家造”

金代低温铅釉三彩器过去由于没有纪年款器物和墓葬出土的实物，因而常常与宋、辽瓷器混为一谈，被称为“宋三彩”。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实物的陆续发表，逐渐对这些器物有了新的认识，应称之为“金三彩”。河北省磁县观台窑遗址的金代地层内出土了很多低温三彩器的标本，考古工作者在观台窑第三期地层发现了刻有“天德四年五月五日记杨家制”款识的素胎佛龛，“天德”为金海陵王年号，此件器物的出土为金三彩的断代和制作工艺提供了有力的纪年证据。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金代“正隆元年”款绿釉刻划牡丹纹腰圆枕和“承安五年”三彩印花莲池纹枕，更进一步证实低温铅釉枕为金代制品。金三彩器多数以绿釉为基调，画面点绘红、白、黄等色。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都藏有元代三彩兔纹碟，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碟外壁墨书“至元六年云云”六字款，证实低温铅釉三彩器烧至元代初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数件金代红绿彩碗，碗的外壁均有墨书：一件书“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记”，另一件书“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类似这两件红绿彩碗的器物无款者较为常见，多为北方窑址和墓葬出土。此类器物当今市场上出现有后挂彩和后修补的现象，由于没有经过地下埋藏，与老彩相比，釉彩较为艳丽而没有深沉的感觉。

金 红绿彩牡丹纹碗

原文作者：叶佩兰 李昊冰

原文来源：《收藏家》2018年10月刊《古陶瓷鉴定研究——如何通过款识鉴定古陶瓷（下）》（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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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古玉可能是古玩收藏领域里的最后一块价格洼地？

现在市场上高古玉卖不过明清玉，老玉卖不过新玉，新玉卖不过籽料原料。这是因为现在作假太多，政策受限没有放开，砖家误导还有很多人没有真正搞懂，市场上东西身份来历不明等等众多原因致使市场上古玉真假不分。市场认可度不高造成人们不敢下手买卖，就是真的也当假的买，因此目前国内市场上流通的真古玉价格也不高，如果你是真懂古玉，价值确实是洼地。

历史上辽国的汉化程度如何？

辽代墓壁画《契丹王子骑马图》

契丹人建立大辽王朝后，便逐渐开始起汉化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到承天萧太后及辽圣宗时期，辽王朝彻底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同时，汉文化也在辽朝盛行开来。汉文化盛行到什么程度那！我们举个例子，《辽史拾遗卷二十三》所记，庞元英《文昌杂录》中记载，辽太祖阿保机仰慕汉刘邦和萧何，竟将契丹内部互相通婚的两大族系改汉姓，分别为刘和萧，耶律就是刘姓的契丹音译。《契丹国志卷二十三•族姓原始》中亦记载，契丹“惟耶律、萧氏二姓也”。而后，阿保机还为自己起了一个标准的汉名刘忆，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也改汉名为刘倍。

除了改汉姓外，辽王朝的上层人物倾心汉化，苦学汉文。契丹历代君主提倡儒家的忠、孝、仁、义、修身、齐家等伦理思想，辽太祖阿保机早在建国初年尊祭孔子庙，除了阿保机，辽王朝历代君主都极力推崇懦家思想。辽圣宗常阅读《贞观政要》、道宗爱看《论语》等。辽朝还遵行标准儒家社会准则，建立孔子庙、设学养士、科举取士，并在上京建国子监，各府、州、县设学，以传授儒家学说。受此影响，儒家思想在辽代社会中获得了空前的传播与发展。不仅宋内地名士的著作在塞北辽国的风靡，契丹人更是以中华文化的继承人自居。辽道宗耶律洪基曾骄傲地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如果人生有轮回，愿后世生在中国”。

受辽朝社会浓重的儒学氛围熏陶，辽朝统治阶级逐渐视自身为华夏民族的一份子。只是在契丹人在认祖归宗时，出现过混乱，辽朝大臣耶律俨《皇朝实录》称契丹为黄帝之后。但辽朝官方的主流观点则将契丹视为炎帝后裔，《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普通契丹百姓也认为“汉人是黄帝后裔，契丹人是炎帝后裔”。例如，辽道宗时的契丹就以“诸夏”自称，明代契丹遗裔的《施甸长官司族谱》中称，“辽之先祖始炎帝……”

又据辽代墓壁画《契丹王子骑马图》，契丹贵族的衣着、发式与汉人无异。在这种浓重汉文化氛围中，宋朝的外交使节到了辽廷，双方人员全用汉语交谈，就是辽民间市场也用汉语，在辽朝堂之上接见宋朝使臣，在衣着甚至言语上，你甚至无法分辨谁是南朝使臣，谁是北朝大臣。对此，台湾姚从吾先生所说：“相安既久，于是部分的或全部的（契丹人）逐渐变成了广义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