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弘治瓷器，怎么简单鉴定明代瓷器？

可以将年号款作为鉴定的依据，简单举例：

明洪武朝官窑瓷器的年号款问题

新仿明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玉壶春瓶

“洪武”为明太祖朱元璋在位年号。关于明初御窑厂建立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明嘉靖王宗沐所撰《江西大志》所记载的洪武三十五年，另一是清嘉庆蓝浦所撰《景德镇陶录》所记载的洪武二年。景德镇考古所已故所长刘新园曾研究过明代御窑厂遗址的地理位置和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实物残件，结合文献分析后确定了景德镇御窑厂的建立应在洪武二年。

明洪武 釉里红松竹梅纹玉壶春瓶

通过研究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明代瓷器中未发现一件带有“大明洪武年制”的官窑款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70余件明洪武青花瓷器和釉里红瓷器，没有一件带有洪武官窑款，可见当今有无“洪武”官窑年款已成为鉴定要点。凡是带有洪武款识者，一定要结合胎釉、纹饰等方面进行分析。

臆造“大明洪武年制”款青花釉里红人物故事图梅瓶

洪武瓷器的市场价值很高，在仿古瓷中书写洪武款识的瓷器较为多见。如仿品“洪武六年”款釉里红松竹梅玉壶春瓶，与真品的胎釉、造型、纹饰等方面相比差别较大，其它书洪武年号款的各种臆造品，更是要警惕。

明永乐朝官窑瓷器的年号款问题

“永乐”为明成祖朱棣在位年号，景德镇御窑厂这一时期烧造的御用瓷器在官窑款识方面较为独特。永乐青花瓷器一般是没有官窑款识的。目前仅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的内心有书“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这是唯一一类带有款识的永乐青花瓷器。

明永乐 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

据晚明谷应泰所撰《博物要览》记载：“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有双狮滚球……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能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遗憾的是故宫旧藏缺少鸳鸯图案者，但见有明万历仿与清康熙仿。

清康熙 仿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 底款

需要注意的是，上世纪80年代景德镇为制作高仿器物，曾将故宫旧藏明永乐青花压手杯的重量、胎体厚度及工艺进行过缜密的测量和研究，所仿者相当逼真，但仿品在款识的表现和青花发色等方面与真品还是有些差距。近十几年来的仿品就更差了。

新仿明永乐青花玉壶春瓶（底）

现代仿品中，仿“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的青花瓷器较为多见，器型有瓶、罐、盘、碗各类，伪款一般都用青花书写在器物的底部，有的是在瓶肩用青花横书“永乐年制”篆书款，外围单方框或双方框；有的是在器底绘一青花火珠纹，伪款写于火珠纹中心。如果不了解永乐青花的特点，这类臆造品再经过做旧，就非常容易达到乱真的目的。

明永乐 红釉高足碗

永乐官窑款除青花款识的特殊性外，从传世品来看，在永乐白釉或红釉瓷器的胎体上还有刻划和模印的釉下暗款，均为“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字体笔道浑厚圆润，结构严谨，多在甜白釉瓷器和红釉瓷器的釉下显现，为永乐时期的特殊款识。

新仿明永乐甜白釉暗刻云凤纹小杯

需要注意的是，市面上常见一种所谓的甜白釉暗花薄胎瓷器，多刻云龙纹、云凤纹，器底刻“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也有暗刻“天”字者）。这种白釉薄胎瓷器胎体极薄，犹如半脱胎，比明永乐甜白釉器、明成化斗彩器、清康熙五彩十二花神杯的胎还要薄，胎质细白，用光源透视花纹非常清晰，有不少藏家将此类器物误认为是明永乐甜白釉器，这是非常错误的。

臆造“永乐年制”款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心）

需要注意几类带“永乐”款的常见臆造品。一种是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碗内心书“永乐年制”釉里红篆书款，釉面非常光亮，其实从明代御窑厂的发掘资料来看，永乐时期的釉里红瓷器烧制得还很不成熟，传世品极为罕见。另一种臆造品常带有“赏赐”“御赐”“钦赐”等词句组成的款识，伪造成皇室的赏赐品，对于不了解永乐瓷器特点的藏家更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明永乐 白釉梅瓶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美术馆收藏有两件明永乐白釉梅瓶，瓶肩部用青花书“内府”两字，运笔疏朗，古拙浑厚，为永乐时期的御用器。国内类似器物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有北京市文研所曾在海淀区发掘出土一件明永乐“内府”铭白釉梅瓶，上世纪90年代北京某藏家曾在香港收购了一件明永乐“内府”铭白釉梅瓶，但这两件器物均无青花瓶盖。

臆造“内府”款白釉暗龙纹八棱梅瓶

当今市场上偶见有类似仿品，但只要稍仔细研究永乐甜白釉和青花发色的特征，是不难分辨真伪的。新仿器物还有肩部书白釉“内府”“枢府”等字样的蓝釉、红釉梅瓶，均为臆造器物。

明代弘治瓷器

明清青花产地？

明清青花瓷主要产地有江西省的景德镇、福建省的漳州窑（包括东溪窑）和云南省的玉溪窑，还有一个越南的安南窑。

青花，中华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原始青花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衍生品种。

大明弘治年制的瓷器底款怎么鉴定？

1.

弘治造型规整,修坯细洁,底足白釉,初期与成化白色一样,中期发灰,晚期范青色,与正德的亮黄色一致

2.

弘治盘底均有塌凹现象,后放者多为平底。

3.

弘治器物底足低矮,圈足光滑,后仿者底足稍高

4.

款识中“治”字中的三点水,一般真物均低于“台”字,后仿者三点水和“台”字相齐平。

龙有背鳍是什么朝代？

龙是中国古老传说中的神兽不管各个朝代特征有何变化，但其象征始终是吉祥和高贵。

1、六朝：

龙成鳄鱼形状，神态凶猛。

2、唐：

龙的形象富有生气，为一般动物样，没有神圣、威严意味。

3、宋代：

据许多学者研究，中国的龙，此时才与封建帝王的权威有关，成为帝王象征，为皇帝所专用，皇帝自命为'真龙天子'。因为宋代磁州窑、定窑、吉州窑等窑产品上都有龙纹出现。宋代的龙纹形象威武，极有神彩，象征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

4、元代：

各种陶瓷器上都多见龙纹，尤以青花瓷上的龙纹最典型生动、时代特征最强。元代龙纹的特点是：龙头小、身细长，有背鳍（脊），有三爪、四爪、五爪几种爪、鹿角、方格鳞、龙身矫键灵活，充满生机。形式有云龙、赶珠龙、龙凤。刻、印、画都有。

5、明代：

龙纹为官窑瓷器上最常见的纹饰。明代陶瓷器上的龙，身体粗状，猪嘴（下颚比上颚长些），龙须上卷，鱼鳞，五爪多。这是总的特征，各时期，又多少还有些差别：

6、洪武、永乐：

大体承袭元代的风格。

7、宣德：

龙身开始变得粗一些。此时又有一种飞翼龙出现，这种形式的龙，此后明代各朝的清代康、雍都还有。还有所谓香草龙--龙尾呈多枝卷草形，为此时前后特有。

8、弘治：

龙的两眼平视。多为五爪。

9、嘉靖：

龙的形体多样。一是常见的行龙，穿云破雾。二是出现正面龙：龙体不作横三曲状，而作竖立状：龙头在上，尾在下，四足分列左右，头面正对观赏者，故名。三是螭虎龙，描画极其简单草率，状似壁虎，有行走状，有团状。正面龙、螭虎龙皆为前所未有者。

10、明末：

龙画得更为草率，线条凌乱，色彩浅淡，填涂粗糙。崇祯时的正面龙，形似老人，毫无生气与威严，反映出明王朝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微残了。

11、清代：

清代的龙，身躯亦较粗，下颚较短，形象比较和善。

12、乾隆：

龙的神态由威严开始变得和善，不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无上的神貌。多见龙与凤合画，意为龙凤呈祥，象征男女爱情。又多二龙戏珠。凡此说明龙的纹饰寓意已大为世俗化。嘉庆以后的龙纹，更大量出现于陶瓷器上，更加世俗化，形式有划龙舟、婴戏舞龙、龙穿花等，成为玩物，龙已大大失去神圣威严，至尊至上的权威形象

请问中国的图腾龙是怎么来的？

中国的龙图腾是怎么来的？

尽管远古和上古时期，中国的不同“族裔”曾还有不同的的“图腾”，比如，殷人即以“玄鸟”作为自己的“图腾”，但不可否认，龙是诸多地域的“族裔”所共有的“图腾”，殷人亦崇拜“龙”。

“龙”，能够成为各“族裔”共同信仰的“图腾”，第一，一定是历史久远；第二，一定是有其独特的文化和精神内涵。

“图腾”，最早是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氏族的方言，用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话说——“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

中国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说：“图腾崇拜本质上是氏族制度在宗教上的表现，它既是宗教体制，又是社会制度。”

这个话，至少有两个意思——一是，“图腾”的产生很早，早到氏族制度存在的原始社会；二是。“图腾”是一种信仰，属于原始宗教范畴。

由此还可以推导出至少两点——第一，“图腾”应该具有某种“神秘性”，远古或上古的人们因为觉得“神秘”，不了解，才产生各种想象；第二，“图腾”的这种“神秘性”，一般都会带来“图腾”的“神性”，古人们之所以崇拜，因为觉得“图腾”是“神”或具有“神力”。

（陶寺龙陶器）

“开场白”说的有点多，只不过是为方便下面讲述龙这种“图腾”的起源。

长时期里，闻一多在《伏羲考》中的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

他说，原始的龙，是一种蛇，其作为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生物。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他们起初都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即古代中原的西部。后来，一部分向北迁徒，即后来的匈奴；一部分向南迁移，即周初南方荆楚吴越各蛮族；留在中原一部分，虽一度被殷商征服而暂时衰落，但其文化势力还继续屹立，且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

闻一多认为，龙是由一种蛇发展而来的。

（红山玉龙）

他的这篇大作，发表于1940年前后。当时，中国开始于20年代末的田野考古，因抗日战争爆发又戛然而止。闻一多的观点，无法获得考古学的证实，而只能从古文献考证入手。

近四五十年来，众多的考古发现成果累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社龙”，的确很类似于蛇。

再往年代更早的文化遗址看，内蒙古三星塔拉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极似马；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宗教遗址的“蚌龙”，又像鳄鱼。

这些考古成果，似乎印证了闻一多先生的观点——龙，是一种蛇，它兼并了许多其他“图腾”——如马、鳄鱼等等。

这里插上一句，关于说红山文化出土的是“猪龙”，好像诸多学者并不很赞成。

（商代龙形青铜器）

那么，龙的起源还可不可以前推，或者，龙，还有没有作为“图腾”更具“神秘性”和“神性”的解读？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辽宁阜新沙拉镇查海遗址进行了7次正式挖掘。出土文物证明，这是一个距今约9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1995年，《中国文物报》以《查海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做了综述，其中谈到，查海遗址发掘证明，中国的龙崇拜，至少已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

（1-9为甲骨文龙字，10-12为龙星宿）

进而，有学者提出，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的“龙”字，提供了一个破解最初“龙”之含义的钥匙。

甲骨卜辞中，提到“龙”，首先是能呼风唤雨的“神祇”——“龙”是“神祇”之名；其次，“龙”，具有“神性”，能保佑人之平安，武丁曾占卜，乞求“龙”保佑生病的妇好，还乞望能有“龙甲”作为妇好的“护身符”；再一个含义，“龙”是方国之名，很可能是以龙为图腾的方国。

学者称，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的“龙”字，呈“角、首、颈、身、尾”几部分俱全的形象。这一形象，与上古时期“苍龙星宿”位置及“宿名”古义高度吻合。

“苍龙星宿”，作为苍龙之体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其名皆于龙体有关。角，为龙角；亢为龙咽；氐为龙首；房，指龙腹；心，为龙心；尾，为龙尾。

（曾侯乙墓漆箱二十八宿图画）

“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的“宿名”古义，皆可从汉以前的古文献中找到根据。

如“角”，《国语.周语中》云：“夫辰角见而雨毕。”韦昭《注》：“辰角，大辰苍龙之角。角，星名。这也是所谓“辰龙”之来源。

如“亢”，《尔雅.释鸟》郭璞《注》：“亢即咽。”

等等，限于篇幅，不多赘引。

由此可知，甲骨文及以后汉字中的“龙”，所摹写的，不是现实中的某一种动物，而是古人夜观天象，根据星宿，想象出来的“神兽”。

东汉末年，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西首而东尾。”

（汉瓦拓四象）

在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以蚌壳塑列的形象图。居中的是“北斗”，左右为龙、虎，即后来所说的“青龙”“白虎”。此时，南“朱雀”北“玄武”大概还没被当时的人们所“认识”、总结。

中国的先民，认识世界的重要对象是日月星辰。这既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观象授时”所需要。

居于地球北半球的中国先民，很自然地望向了天空的北方。于是，首先注意到了“北极”，即北部中央天域的“北斗”。然后，又认识了日月升落的东西方的“龙”“虎”。

（北斗）

在公元前四千纪的时候，“龙”“虎”二星官，恰好处于“二分”，即“秋分”“春分” 点上。

这“二点”，是春耕秋收的时令，远比后来的“二至”即夏至、东至更为重要。这是“青龙”“白虎”比“朱雀”“玄武”更早被认知的重要原因。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二十八宿系统，是中国上古天文观测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二分二至”时空统一体系的准确建立。

但此时，这一成果也走下天空，与地上和人间的许多区域、地理、人文、生产、政治，甚至谶纬结合在了一起。

（汉画黄龙）

其中，关于“龙”的各种说法，不仅日益增多，而且与王权结合在了一起——帝王成了真龙天子，从黄帝开始就能够驭龙升天；祝融、夏后启、蓐收、句芒皆“乘雨龙”；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等等。这也恰好证明，龙本生活于天上。

这些，从先秦古籍开始，即不绝于书。汉代，则到达顶峰。

有人说，龙的形象定型于宋代，这大约不对。

汉之前，已将龙分为四种——有鳞称蛟龙；有翼称应龙；有角称虬龙；无角称螭龙。

汉代王符《潜夫论》说，龙“头似蛇、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其背有八十一鳞、口旁有胡须、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

自此，龙的基本特征——巨口、有角、鳞身、四足、有爪，就形成了。后世虽有变化，但均未脱出以上诸特色。

（汉画应龙）

尽管帝王们死劲想垄断“龙”，但实际上“龙”已经深入民众人心，因为“星宿”和气象不可能被王侯将相垄断。

后来，“龙”的图腾意义逐渐淡化了，但文化和信念却长久流传了下来。

汉代，即已有“四灵”之说，“龙”居其中。

“龙”，在文化传承中，不只归于帝王所有了，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