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粉彩花鸟四方尊

1、雍正粉彩花鸟四方尊，敦煌莫高窟是如何发现的？

敦煌莫高窟的地理位置：在甘肃省酒泉市敦煌莫高窟景区内，离敦煌市东南25千米之处。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全市总面积3.12平方公里，其中绿洲面积1400平方公里，仅占总面积的4.5%，且被沙漠戈壁包围，故有"戈壁绿洲"之称。

敦煌莫高窟的发现与开掘，为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如莫高窟千佛洞的壁画、侍女图等都属于稀世珍贵文物，其价值无可诂量！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1900年5月26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4万余件。

介绍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雇用敦煌贫士杨果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墻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1907年斯坦因首次来到敦煌，从藏经洞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1910年清廷下令把剩余的敦煌卷子运往北京保存，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并从王道士隐藏的写本中买下570余件写本、绘画等。

敦煌保留遗存古迹经卷遗书，包罗万象、内容方面涉及了四世纪级到十一世纪中国古代的政治、軍事、文学、史地、医药、科技、民族、宗教艺术各个领域。

敦煌经卷遗书，除保护遗存之外，先后被英、法、美、俄等国的知名人士，史学家、汉学家，即所谓的中国通用不正当和欺瞒的方法而被大量所攫取，因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国家的政治因素等，也没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真是不堪回首的历史悲哀。

《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 敦煌壁画泛指存在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

敦煌壁画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 个《敦煌壁画》，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技艺精湛。

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别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著名的敦煌壁画有九色鹿救人、释迦牟尼传记、萨锤那舍身饲虎等著名的壁画故事。

其中比较经典著名的“飞天侍女图”，其形态生动逼真、惟妙惟肖；其型神似丰腴、丰满，外形高贵典雅，犹如开江扩土的大唐盛世中的民间美女——这种以丰腴微胖为美的形象，已深深植入大唐人们的脑海之中……

2、清朝的八旗旗主是多大的官？

八旗旗主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并不是具体有多大的官职，在清代八旗旗主大多是由铁帽子王世代传承，在清初的时候八旗旗主权力很大，到了康熙时期八旗旗主基本都是富贵闲散王爷，他们只有世袭的铁帽子王尊贵爵位，很少有在官场出任具体官职的人。

清朝的八旗制度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努尔哈赤在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创建的满洲女真族的制度，最初的时候只有四旗，分别是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四旗，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时候，努尔哈赤的实力越来越强盛，于是他又增设了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四旗。

皇太极时期清朝的实力更加进一步强盛，蒙古部族和部分明朝地区都被还是后金的清朝所征服，于是皇太极又设立了蒙八旗和汉八旗，至此清朝八旗日趋完善，分为满、蒙、汉三族八旗。

在皇太极时期，八旗旗主基本都是由他的兄弟们兼任，皇太极自领两黄旗，其他六旗旗主由他的兄弟子侄出任，他这些兄弟子侄大多都是清朝的开国功臣，爵位也都是亲王或郡王，这一时期的八旗旗主权力非常大，他们有军权，还有议政的权力，地位也是非常的高。

八旗旗主可以说算是所有八旗子弟的祖宗，八旗子弟有些像奴隶，但是他们与奴隶又不同，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产，可以相对独立的处理自己的家务事，所以就这些来说八旗子弟更像是八旗旗主分家之后的耷拉孙，他们要每年供奉孝敬自己的旗主，就如同供奉祖宗一样。

在这一时期旗主拥有很大的权力，旗主统治旗下子弟，旗主也可以从旗下子弟之中选择自己的私属奴隶，这就是清朝的包衣奴才制度，这些包衣就算是旗主的私属奴隶，旗人不一定都是奴隶，但是也会有一部分是包衣奴隶。

除了这些之外，在皇太极时期，这些八旗旗主由于都是努尔哈赤的子孙，也就是皇太极的兄弟子侄，他们除了有极大的权力之外，还可以参与议政，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比如皇太极的弟弟正白旗旗主多尔衮在皇太极死后都可以与皇太极的儿子豪格争夺皇位，最后多尔衮争夺皇位没得到皇太极所统属的两黄旗拥护，多尔衮只能退而求其次拥立了皇太极的幼子顺治继位，自己则成为了摄政王。

多尔衮对于清朝的政治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清朝能顺利入关统一天下，多尔衮是居功至伟，由此也可见清初时期八旗旗主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之大。

所以说八旗旗主在清朝没有入关之前，权力非常大，政治影响力也非常大。

清朝自顺治入关之后，在顺治初期，八旗旗主们还依旧是皇太极的兄弟子侄，他们是清朝开国功臣，清朝统一天下全依赖的是他们，所以这一时期八旗旗主们的权力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当顺治亲政之后，八旗旗主们的权力已经严重威胁到了顺治的皇权，尤其是顺治在历经叔王多尔衮摄政之后，顺治更加担心旗主的政治影响力过大，权力过盛会威胁到皇权，所以顺治开始逐渐淡化八旗旗主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削减他们的权力。

顺治在摄政王多尔衮去世后亲政，顺治很快就推翻了多尔衮的所有功绩，将多尔衮开棺戮尸，并褫夺了多尔衮睿亲王的爵位，同时顺治更是直接将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收归皇帝直接统领。

因此自顺治之后，清朝皇帝直接是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三旗旗主，这也被称为上三旗，其他下五旗旗主都是由清初的铁帽子王出任。

所以这么来看八旗旗主实际只有六人，皇帝一人统领三旗，剩下五人都是世袭的铁帽子王旗主，下五旗分别为：正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家族世袭；镶白旗旗主肃亲王豪格家族世袭；镶红旗旗主代善长子克勤郡王岳托家族世袭；正蓝旗旗主豫亲王多铎家族世袭；镶蓝旗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家族世袭。

顺治在这些开国功臣旗主相继去世之后，允许他们的子孙世袭罔替亲王爵位，但更多的是将他们富贵圈养起来，尽量不让他们出任官职，不赋予他们权力，削除了这些旗主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在顺治的打压削除下，到了康熙时期，这些旗主们的铁帽子王后代基本都是一些闲散富贵王爷，很少参与政治、军事，只有像礼亲王代善的后人杰书非常有能力且谦恭谨慎不敢擅权，所以杰书得到了康熙的重用，是康熙朝时期的名将。

因此换句话说，这些旗主平时是无官无职，只有亲王爵位，而亲王爵位是超品级的爵位并不是具体的官职，只有当皇帝赏识和信任这些旗主的时候他们才能像杰书一样获得皇帝重用出任官职才算是有官职了，否则平时就是富贵闲散王爷。

这就是因为在清初时期八旗旗主的权力太过于强盛，政治影响力很大，所以顺治亲政以后的为了稳固皇权，开始逐渐削弱旗主们的政治影响力和权力，到了康熙时期那更是进一步稳固了皇权，旗主们基本都成了富贵闲散王爷。

上面说过八旗旗主就像是八旗子弟的祖宗一样，虽然在清朝统一天下之后八旗旗主们都是无官无职的富贵王爷，但是人家有亲王爵位，有旗主的身份，就代表了旗主们拥有着超然的身份地位。

八旗旗主就像是所有八旗子弟祖宗一样，八旗子弟就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一样，这些有旗籍身份的子孙们就算是再有出息，做再大的官看到旗主这些祖宗们都得跪下磕头请安，然后每年还得给旗主祖宗们送礼物孝敬供奉。

记得曾经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演过一个段子，纪晓岚整和珅，当时和珅已经是领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这个官职在清朝相当于宰相了，已经是权倾一时，可以说和珅在这时期就是乾隆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了。

纪晓岚故意找到了和珅的旗主金大烟袋来折磨和珅，弄得和珅十分尴尬下不来台，还得给金大烟袋磕头请安。

这就是因为和珅是正红旗的身份，他有旗籍在身，所以按照八旗规矩，旗人不管政治上官职当的多大，见到旗主也得磕头请安，每年也得给旗主上礼孝敬供养旗主。纪晓岚就是故意利用了这个规矩，请来了欣赏自己正红旗旗主的金大烟袋来整治和珅。

金大烟袋在电视剧里曾经说过：我是正红旗旗主，就算我明天落魄要饭要到和珅家门口，他也得给我请安问好，然后迎进家门好吃好喝的供奉起来。

按照电视剧中纪晓岚所交代的人物身份，这位刁难和珅的正红旗旗主其实就是礼亲王代善的后人，乾隆时期的礼亲王永安，历史上永安的儿子昭梿与纪晓岚以文学相交是忘年之交，纪晓岚确实与正红旗旗主家族交情深厚，所以电视剧中安排他替纪晓岚出头刁难和珅也是合情合理。

当然，历史上的纪晓岚与和珅也算是交情匪浅，因此他是不可能刁难的和珅的。

电视剧虽然是虚构，但是这个情节确实很符合当时的清朝规矩，虽然清朝入关之后八旗旗主们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逐渐减小，但是八旗旗主们的身份地位依然是非常超然且崇高，他们依然在旗人面前是祖宗，旗人就必须给旗主请安磕头，还得每年供奉孝敬这些旗主。

所以很多八旗子弟当了大官之后，平时都尽量避开本旗旗主，不然当了大官还要给别人跪下磕头请安，那也太没面子了，但是这又是规矩不能不行，所以这些当大官的八旗子弟平时尽量都会避开本旗旗主。

即便旗主是皇帝，而皇帝本身就是天下共主，由全天下百姓共同奉养，但这些八旗子弟也得私下孝敬供奉皇帝。

比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家祖上一直是睿亲王多尔衮正白旗旗下的包衣奴才，多尔衮死后顺治收正白旗为皇帝直接统领，所以曹家的身份就由睿亲王府的包衣奴才变成了皇帝私人的内务府旗下包衣奴才。

按照身份来说曹寅就是康熙的私人奴隶，但是康熙十分信任和喜爱曹寅，在康熙的扶持下曹寅出任了江宁织造，这相当于是皇商兼替康熙监督江南地区官员的一个亦官亦商的职位，是一个很肥的官位。

曹寅所出任的江宁织造本身就属于皇商性质，所以这里的收入每年都是要进入康熙的私人腰包内务府的，而曹寅后来利用还能监督江南百官的权力大肆收受贿赂，这期间曹寅也没忘了孝敬自己的旗主康熙皇帝，他把收受贿赂所得来的钱三成留给自己家族，七成上交内务府孝敬自己的旗主康熙。

康熙在晚年兴建园林，也是非常需要用钱，所以即使他知道曹寅的这笔钱来路不正，康熙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笑纳了曹寅作为包衣奴才供奉给旗主的金钱。

连康熙作为一国之君都是如此，所以想一想其它各旗主是如何剥削包衣奴才的，即便包衣奴才坐再大的官，每年孝敬和供奉旗主的钱也不能少。

因此来说八旗旗主们虽然在清朝统一中国后政治影响力和权力都大不如前，即便他们并不是具体的官职，都是无官无职的富贵王爷，但他们依旧是清朝最顶级的贵族，担着旗主之名，有着显赫尊贵的身份，享受着包衣奴才们的孝敬和供奉。

所以说八旗旗主并不是具体的官职，也不能说他们的官职有多大，他们本身是亲王爵位是超品级的待遇，但是他们大多数和大多时期都是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和职务的富贵闲散王爷。

八旗旗主是多大的官职就得看皇帝对他们有多么喜爱和信任，想让他们出任多大的官职了，旗主本身并不是官职，而是顶级贵族的身份地位象征。

小岛知风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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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雍正为什么要写大义觉迷录？

【任微言卿观点】雍正写《大义觉迷录》，涉及到“正统之争、华夷之辩”，雍正为维护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挺身而起，主动发声，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与反清舆论势力进行正面交锋，意义深远。

“中国”“华夏”一词，自古以来就有多重内涵，而其外延更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变。

上古以至先秦时期，以天子所在地方为“中国”，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开拓、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中国”“华夏”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中国”“华夏”之外，则为“四夷”。

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华夷之辩”，包含着歧视“四夷”的思想，“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句古训，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

实际上，古代“四夷”与“中国”一切恩恩怨怨，都不过是历史上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华夷的分别，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华夷的对立和冲突，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冲突。

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过于狭隘，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摒弃所谓长城外、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的误解和曲解。

清朝初兴时，在满人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尊崇的，但“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无论崛起中的满人，还是身居朝廷、为天下共主的明朝皇帝，都认同事实上存在的大中国框架。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率清军入据北京，顺治帝告祭天地，称大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向天下郑重昭示，正式成为中国的主人。

清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既“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中国”之主。这一历史进程，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

但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则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

虽然早在康熙时期，就开始了对汉人的怀柔政策，开“博学鸿儒科”、开“明史局”，六下江南亲自祭拜朱元璋，但仍无法彻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特别是士人中的敌对情绪，一些人仍在叫嚷“夷夏秩序”，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

曾静（1679—1735年），湖南省永兴县人，号蒲潭先生，平时授徒为业，性格迂阔，满脑子“华夷之辩”的思想。

曾静应试时，得到大儒吕留良评点的时评文章，见到论述“夷夏之防”等语非常赞叹。曾静派门人张熙专程去浙江吕家访求书籍，因为吕留良已经去世，其家人把吕留良的遗书全部交予张熙，曾静见书中多反清复明之意，愈加倾信。

当时雍正帝正在整治“八爷党”，曾静以为清朝末运已至，顿时上来了一股书生气，派张熙去游说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张熙，并亲自审理。

雍正认为仅仅惩治一个曾静，并不能改变汉人的反清观念，于是他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

雍正将与曾静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亲自做工作，竟然说通了曾静这个书呆子，曾静亲自到江南地区宣扬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为清廷做“统战工作”，但是对于始作俑者的吕氏一门，雍正则大加诛戮，吕留良遗著全部焚毁。

《大义觉迷录》主要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曾静的口供和表白心路历程的《归仁录》。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满洲人出身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汉人所尊崇的亚圣孟子也讲过“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

雍正继续讲到，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是以文化定位的。

雍正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中外一家之政也”。

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

雍正通过辩白，真诚地向臣民表示了对汉人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但汉人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太根深蒂固了，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收服的了人心的。

《大义觉迷录》除了辩白“华夷之争”，还谈到了当时不少宫廷秘史，这是雍正刊印此书的一个败笔。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怀疑雍正帝位来之不正，他说的话不管正确不正确，人们都不愿意相信。

乾隆继位后，觉得雍正有些矫枉过正了，宫廷密事、君臣对话到处乱传，恐怕会以讹传讹，所以乾隆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禁止了这本书，并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曾静、张熙处死。

但是乾隆以后，经过百余年融合，广大汉人们在心里上已经趋于认同清朝为“本国”，满汉融合得到了加强。至清中后期，在人民心中，清朝皇帝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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